李龙把手底下几个公司过了一遍，时间悄没声息地就来到了一九九一年。元旦学校放假，然后就要准备考试了。当天吃过早饭，李龙带着明明昊昊去到四队玩，打算顺便去到老马号看看今年宰哪几头鹿。他这边...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玛县老街的雪停了半日，屋檐下垂着冰棱，晶亮如刀，风一吹就簌簌掉渣。我蹲在供销社后院柴垛旁，用冻得发红的手指捏碎一块陈年马油膏，混着松脂、羊粪灰和碾细的黑胡椒，揉进新鞣的鹿皮里。这活儿不能快，得顺着皮纤维的方向反复推按，让油脂渗进每一寸肌理——就像去年冬天教阿勒泰来的猎手们制雪地靴时说的那样：“皮子活，是人跟牲口、跟山、跟天借来的一口气，你急了，它就喘不上来。”院门吱呀一声推开，铁链晃得哗啦响。扎西探进半个身子，羊皮袄领子上结着霜花，手里拎着个瘪瘪的旧军用水壶。“江哥，热奶茶。”他哈出一口白气，水壶递过来时壶底还烫手，“刚从阿娅奶奶灶上灌的，她非让我捎话，说你昨儿帮她修拖拉机离合器，没喝上一碗滚烫的，今儿得补上。”我接过来，拧开盖子，奶香混着砖茶的微涩直冲鼻腔。仰头灌了一大口，烫得舌尖发麻，却舍不得咽下去，含着那股暖意在嘴里转了三圈才徐徐吞下。扎西蹲在我旁边，从怀里掏出一小卷泛黄的纸，展开是张手绘地图，铅笔线条歪斜却极认真，标着“白桦林岔口”“狼牙沟北坡”“鹰嘴崖下第三块卧牛石”……最底下一行小字写着：1981年冬，托克逊牧区实测，绘图人：巴特尔。“他前天夜里翻过乌孙山口，带回来的。”扎西声音压得低，“说山那边的雪线退了两百米，枯草底下露出黑土，野兔洞比往年多三倍。可狼群也跟着往南压，昨儿凌晨，三号牧场丢了七只羯羊，蹄印新鲜，是成年公狼。”我放下水壶，指尖沾着的鹿油蹭在地图边缘，晕开一小片暗色。巴特尔这孩子，去年春天还跟在我屁股后头学辨识雪地里的雪鸡爪痕，如今竟能独自穿乌孙山背阴坡，在零下三十度的夜风里追踪狼迹。我盯着地图上“鹰嘴崖”三个字——那里去年夏天塌过半面山崖，碎石堆里埋着半截锈蚀的苏式步枪刺刀，刀柄缠着褪色的蓝布条，布条内侧用炭笔写着“，王建军”。当时我蹲在碎石堆里抠那布条，扎西站在我身后，突然说：“江哥，我阿爸也叫建军。”我没抬头，只把刺刀擦干净，连同布条一起塞进帆布包最底层。后来某天整理旧物，发现包里多了张折痕整齐的纸，是扎西的字迹：“阿爸的军装照烧了，火苗窜得太高，照片上他的眼睛先化了。但我知道他站在哪儿——就在鹰嘴崖东边第三棵歪脖子榆树下，那树根缝里，我埋过他最爱吃的炒青稞。”风忽地卷起地图一角，啪地拍在我手背上。我伸手按住，目光停在“白桦林岔口”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墨点上。去年深秋，我和老李头赶着两辆牛车去塔城拉化肥，返程时牛惊了，车辙歪进林子深处，我在一棵三人合抱的白桦树干上，用猎刀刻了个“江”字。树皮已微微隆起，刀痕被新生的树液裹住，像一道愈合中的旧伤。“你替我跑一趟。”我把地图卷好塞回扎西手里，“带上这个。”我从鹿皮袋里倒出五颗弹头——不是子弹，是去年秋天在额敏河滩捡的，铜壳磨得发亮，底部刻着模糊的俄文编号。我用指甲刮掉最上面一层氧化铜，露出底下银灰色的金属本色。“给巴特尔，让他认认，是不是老毛子五十年代试射留下的。再告诉他，白桦林岔口那棵刻字的树，树根东南三尺，有块被苔藓盖着的青石板，掀开，底下埋着个铁皮盒。”扎西没问为什么。他只是把弹头一颗颗数进掌心，攥紧，指节泛白。“江哥，阿娅奶奶说，今年小年祭灶神，得用新麦磨的面，掺三成野荞麦粉，蒸九个尖角馍。她让你务必去，说灶王爷耳朵灵，听不得假话，但最信亲手揉的面团里裹着的真气。”我笑了笑，从柴垛底下抽出一把短柄斧，斧刃映着雪光，冷而钝。“告诉她，面我揉，馍我蒸，可灶王爷要是嫌我去年撒了谎——说要教全县青年焊工班三个月，结果只教了四十二天就跑去追猞猁——那我就把斧子供在他神龛底下，权当赔罪。”扎西咧嘴笑了，露出被奶茶染黄的门牙。他转身要走，又顿住，从脖颈里扯出条红绳，绳头系着半枚铜钱，边缘磨得溜圆。“江哥，昨天夜里，我在鹰嘴崖底下捡到的。”他把铜钱放在我沾着鹿油的手心，“背面有划痕，是‘八一’两个字，可前面半截断了。我洗了三遍，还是锈，但摸着……像是新断的。”我低头看着那半枚铜钱。铜锈深处，果然有两道极细的刻痕，斜斜交叠，正是“八一”的简写。可断口太齐整，不似岁月侵蚀，倒像被人用钢锯狠锯了一刀。我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在县革委会档案室翻旧卷宗，一张泛黄的1952年玛县民兵名册复印件上，有个名字被红笔重重圈住：王建军，籍贯甘肃武威，职务：爆破组组长。名册末尾批注一行小字：“该员于1953年8月执行乌孙山隧道勘察任务时失踪，现场发现半枚铜钱及燃烧残留物。”我攥紧铜钱，冰凉的铜锈硌着掌心。扎西没动，只是静静看着我。雪又开始下了，细密如盐，落在他睫毛上，不化。“你回去告诉阿娅奶奶，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，“尖角馍里，多揉一把野荞麦粉。再告诉她，灶王爷若真要算账，就让他算清楚——去年我撒的那个谎，是因为在额敏河冰层底下，看见了王建军的军用水壶。”扎西猛地抬眼。“壶还在冰里。”我慢慢把铜钱塞回他手心，“没捞。因为壶口朝下，拴着根生锈的铁链，链子另一头，钉进河床底下三尺深的冻土里。我撬了两天，镐头崩了三回齿，冰层纹丝不动。后来老李头蹲在冰面上听了半宿，说底下有水声，不是活水，是闷在岩缝里的回响。他说，那是有人在敲。”扎西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没说话。“明天清早，你带巴特尔，还有老李头的儿子，”我站起身，拍掉裤子上的草屑和冰渣，“带上十根六米长的桦木杆，每根杆头削尖，浸桐油三天。再备二十斤粗盐，装进麻袋，扎紧口。不用问为什么。”“嗯。”他应得干脆，转身就走，皮袄下摆扫过积雪，留下两道浅浅的印子。我望着他背影消失在供销社铁皮门后，低头看自己手掌。鹿油已经干了，凝成一层薄薄的蜡膜，泛着温润的哑光。我忽然想起去年夏天，也是在这后院，阿娅奶奶坐在我对面的小马扎上，用一根牛筋线穿针，缝我撕裂的棉袄袖口。她手指枯瘦，却稳得惊人，针尖穿过厚棉布时几乎无声。缝到第七针，她忽然说：“江娃子，你袖口这道口子，像不像当年王建军炸药包捆得不牢，炸开时溅出的火星？”我当时正低头扣纽扣，随口答：“奶奶，那会儿还没我呢。”她没笑，只把线头咬断，吐在掌心，轻轻一吹：“可火种落地，烧的从来不是当下这块地。”雪越下越密，渐渐糊住了院墙上的“抓革命促生产”标语。我转身进屋，从床底下拖出那只蒙尘的旧木箱。掀开箱盖，一股陈年樟脑和皮革混合的气息扑出来。最上面是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肩章早已拆去，只剩两处浅淡的印痕。我拨开军装，底下压着个铁皮匣子，匣子锁扣锈死了。我拿斧背砸了三下，锁簧崩开，匣盖弹起一条缝。里面没有文件，没有照片，只有一叠泛黄的素描纸。最上面一张画着鹰嘴崖——不是如今的模样，而是五十年代初的样貌：山体完整，崖壁陡峭，崖顶几株孤松虬枝盘曲。画纸右下角，一行钢笔字力透纸背：“，王建军手绘”。我一张张翻过去。第二张是白桦林岔口，树影斑驳，林间隐约可见几顶绿色帐篷；第三张是额敏河滩，几块巨石横陈，其中一块石头上，用炭笔潦草标注：“此处水深三尺，淤泥厚，铁器沉底易陷”；第四张……我手指顿住。第四张纸上，画的是供销社后院。柴垛、水井、半开的后门，甚至门框上那道被牛车蹭掉漆的刮痕都分毫不差。而画面左下角，蹲着个人，背影微驼，正俯身摆弄什么，旁边标注一行小字：“江同志，制皮匠，擅辨兽踪，手稳，心静，唯左耳听力稍弱——因1979年冬，独闯黑风口救迷途牧童，雪崩时被震伤。”我怔住。这张画的日期是1980年11月7日。窗外雪声渐密，仿佛整个玛县都沉入一场巨大而温柔的缄默。我听见自己心跳声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撞在肋骨上，沉闷而清晰。原来有些事，并非无人知晓；有些路，早有人默默丈量过长度。我合上铁皮匣，重新锁好，塞回木箱深处。起身时，瞥见窗台上搁着半块冻硬的蜂蜜——阿娅奶奶前日送来的，说是蜂场新割的，蜜里掺了雪莲粉，专治冻疮。我拿小刀切下一小块，含在舌下。甜味迟缓地漫上来，带着雪莲特有的微苦与清凉，像一道无声的溪流，缓缓淌过干涸的河床。傍晚，雪停了。我穿上那件旧军装，外头套上羊皮袄，去阿娅奶奶家。她家院门虚掩着，门楣上新贴了剪纸窗花，红艳艳的，是一只衔着麦穗的燕子。我推门进去，灶房里蒸汽氤氲，阿娅奶奶正踮脚掀锅盖，白雾涌出来，裹着面香和蜜甜。她回头看见我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，像被阳光晒暖的湖面：“来啦？面醒好了，就等你这双揉过狼皮、捻过马鬃的手。”我挽起袖子，接过她递来的面盆。面团微凉，柔韧，带着野荞麦特有的颗粒感。我双手插入面团，用力向下压，再向两侧推，掌心感受着面筋被唤醒的细微震颤。阿娅奶奶坐在灶膛前添柴，火光跳跃，映亮她花白的鬓角。她忽然开口：“江娃子，你记得不？去年腊月廿三，你在这灶台边，跟我说你想修条路，从玛县直通乌孙山口，让牧民冬天也能赶着羊群走大道，不用绕三十里冰河。”“记得。”我手上不停，面团在掌下旋转、延展，“可后来图纸被风刮跑了，飞进额敏河，再没找回来。”“不是风刮的。”她拨了拨灶膛里的炭，“是我烧的。那图纸背面，你画了条红线，从鹰嘴崖一直划到白桦林，又拐向河滩。线旁边写了几个字：‘此处地脉异动，需验’。”我手下动作一顿。“王建军当年，也在同一处地方，画过同样的线。”她往灶膛里塞进最后一根松枝，火焰轰地腾起，映得她瞳孔里跳动着两簇小小的金红，“他烧了三份图纸，就为了不让别人知道，那条线底下，埋的不是炸药，是七吨高纯度铀矿石。五三年，苏联专家撤走前，悄悄运进来的，说是要建西北第一座核原料储备库。可库没建，人没了，石头却沉进了玛县的地心里。”面团在我手中安静下来，柔顺如初生的皮。我继续揉，一圈，又一圈，掌纹深深嵌入面里，仿佛在拓印某种古老而隐秘的契约。灶膛里松枝噼啪轻响，火星迸溅，像无数细小的星辰坠落人间。阿娅奶奶不再说话，只是静静添柴。窗外，雪光映着窗纸，泛起柔和的青白色。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扎西能在鹰嘴崖下捡到半枚崭新的“八一”铜钱——那不是遗落，是标记；不是终结，是起点。面揉好了。我把它盖上湿布，放在灶台边保温。阿娅奶奶掀开大铁锅，蒸汽汹涌而出，九个尖角馍洁白饱满，麦香浓烈得几乎有了形状。她拿起筷子，轻轻戳了戳最左边那个馍的尖角，馍身微微颤动，像一颗沉睡的心脏，正被轻轻叩响。“江娃子，”她声音很轻，却穿透了满屋蒸汽，“今年小年，灶王爷不单听真话。他还听，那些埋在冻土底下、三十年没化开的雪，什么时候，该流成河。”我点头，伸手去取蒸笼。指尖触到馍身的刹那，一阵细微的震颤顺着手臂爬上来——不是来自灶火，不是来自心跳，而是来自脚下，来自大地深处，来自额敏河冰层之下，来自鹰嘴崖断裂的岩缝之间。那震动如此轻微，却又如此确凿。仿佛整座玛县，都在屏息等待某个信号。我取下第一个尖角馍，掰开。热气喷涌，内里蓬松如云，麦香中，一丝极淡的、金属般的冷冽气息悄然浮起，像一缕未熄的硝烟，又像一道刚刚解封的古老誓言。